2018-01-0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检险科原主任 张正
2017年11月15日，我最尊敬的老师陶其敏教授走了。陶老师对于中国肝病防治的伟大贡献早已为学界公认。对于我个人来说，她不仅是一位素养深厚的良师，更是一位慈严的长辈。
1979年，我毕业13年后，有机会从宁夏一个矿区医院考回母校，师从陶其敏教授，成为她名下第一个研究生。
当时虽然“文革”已结束3年，但仍有成分论阴影笼罩在社会上。我的父亲是1925年的老国民党员，“文革”受到冲击，虽已平反，但我仍心有余悸，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要求，只想一心干好专业，不辜负国家多年培养。
陶老师当时已是医院党委委员，大约从1981年初，她就为我申请入党的事，不止一次找我谈话，激发我的自觉性，让我参加党员活动。经过几年考验，我于1984年末加入中国共产党，陶老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陶老师不仅是我的业务导师，更是政治上的引路人。
作为学生，我特别能体会陶老师是如何治学和教学的。她的治学核心是创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对乙肝的诊断存在诸多问题。陶老师对我提出的课题要求，就是寻求好的检测指标，深入研究，应用于临床。
当时能阅到的外文杂志屈指可数，我们一趟趟跑中国医学科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院图书馆，了解到国外正在研究乙肝核心抗体的分类。陶老师确认让我研究抗HBcIgM后，两个月过去了，除了一篇找到的数十字的英文摘要外，找不到任何更详细的资料。
陶老师决定发动全所思考，从可能性、方法学、临床应用等每一步仔细推敲，终于两周后确认了方案。半年后，详细的外文资料传到中国，我们早已独立完成了检测方法确认及临床应用研究，论文也正在《中华内科杂志》审阅。
以此为起点，肝炎所又研发出有关试剂盒，并研制了有关乙肝的第一个国家标准品——核心抗原。在陶老师指导下，肝炎所愣是土法上马，用秒表、保温杯、自制的混匀系统成功扩增出HBV-DNA，陶老师也成为我国应用生物分子学方法推进临床研究的先驱。至今，我常常想起陶老师当年在我做课题最困难时说的一句话：“我们是肝炎大国，肝炎检测至关重要，外国有的我们也要有，外国没有的，如果需要，我们也得有。”
陶老师不仅严于治学，更是勤于指导。我请她审阅的论文，陶老师无论多忙只要不出差，都会在见到论文后3天内改好。除了内容是否恰当外，连错别字和标点也一一指出，并叫去当面指导。
还有一件使我感受较深的事，就是纠正我的不良科研习惯。我在宁夏矿区工作时，有时工作繁忙，重要的事怕忘了，就先写个字条放在白大衣兜里，有空再拿出一一整理，这习惯又带到肝炎所，陶老师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一次，她在检查我的科研记录后，突然说：“把你白大衣兜里的纸拿出来我看看。”我掏出六七张纸条，有的是科研原始记录，有的是电话号码。陶老师很严肃地对我说；“原始记录就要原始记在本上，这样不行，这么重要的东西丢了怎么找。干科研无小事啊！”此后她多次提醒我，并让主管技师李新富老师时时提醒我，我的坏毛病慢慢地改好了。我把这件事说给家人听，至今女儿帮我洗衣服，发现兜里有纸条就说：“老师说你的事又犯了。”
陶老师以优异的工作在检验界和肝病学术界都有很好的声望，她不仅非常注意为学生搭建科研和学习的平台，还积极推介学生到社会团体平台上去学习交流。上世纪80年代初，她任全国检验学会主任委员时，开学术会经常带研究生参加，有机会还鼓励我们参加国际学术活动，使我们开阔眼界。
陶老师对于我不仅是严师，更是细心的长辈。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回来北京上学时，家中负担很重。1979年，我的女儿已4岁了，很少买过好衣服。1980年春节前，陶老师去南方开会，回来时给我女儿带回一件粉红夹克衫过节，我洗净保存至今。1982年2月，我父亲病危，在父亲去世的前几日，我听值班医生说陶老师和冯百芳书记常来医院看望。
1982年底，我研究生毕业后被推荐去位于日本的世卫组织亚洲肝病研究中心做研修生。临行前两天陶老师到实验室找我，问我可准备了正装，我说没想到。次日，她把我叫到办公室，交给我一套衣服，说是她前几年胖时穿的，现在已不能用了，我穿正合适，叫我不要再买了。在日本学习期间，所有正式场合，我都是靠这套衣服过的。
她不仅细心关心每个学生，对所里同志的困难也时刻挂在心上。杜绍财老师家住延庆深山，多年在肝炎所工作，生活上很不方便，是陶老师不顾山险路遥，一次次与当地政府联系，经过几年努力，终于解决了杜老师长期两地分居的困难。
我于1991年初调往陶老师以前任科主任的检验科工作。肝炎所成立10周年时，陶老师亲自打电话告之参加，并通知了检验科当年和她一起试验乙肝疫苗的首批试验者参会，并在会上予以表彰。陶老师70寿诞时，我正离京出差在外，回来时看望她，冰箱里她还给我留了一块蛋糕。肝研所成立35周年盛会，她特别嘱咐我一定要参加。平时，陶老师到检验科来时，必去办公室找我，问问检验科的工作和学会的情况。
今生能遇到陶老师这样一位良师,实乃我人生中之幸事。
